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进入新时代之后，党中央从探索如何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转向探索如何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政党驱动法治道路，完成追赶型法治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三）通过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带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确定依法执政包括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同时，还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以实现依规治党带动依法治国。

各地要落实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法治乡村建设纳入本省、市、县法治建设总体规划，确定重点任务，分步实施，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在经济增长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保障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为市场体系及其运行提供法律规则、依法解决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纠纷和政府依法进行宏观调控、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等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曾经是英国殖民的国家共56个、地区2个，其中大洋洲4个、非洲21个、美洲9个、亚洲11个、欧洲3个。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无怪乎曾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惊呼美国二百年做成的事情，中国几十年就干成了。

一是党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办公室或秘书组设在相关行政机关。3.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指挥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对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进行总体安排，从党中央层面做好全面依法治国的统筹协调，更好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现代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是，从社会精英中选拔、培养政治领导人，依法提名或推荐其竞选或担任国家公职。

在谈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对政法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管得过多过细，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的具体业务工作。这场革命所诞生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限制了国王权力，在英国民主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3. 党员干部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作为具体行使国家立法权、执法权、监察权、司法权的人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关内部执政的主体力量，决定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效能。因此，人民法院党组不宜行使审判委员会的这些法定职权。

第二，在人民权利保障上，党规和国法同向发力，把人民至上转化为党政干部的内心信念和行为规矩，让人民权利得到更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近年来，党中央从法治领导干部的职业特点出发，设计了一系列区别于普通领导干部的选任管理措施。

在议会（立法机关）中，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多数党还是少数党，都会成立议会党团。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机构。立法、执法、监察、司法工作必须遵循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严密程序，这样可将法律瑕疵和错误风险控制在最小限度。例如，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把知法懂法作为政法领导干部任职的必备条件，规范对政法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相关法律职业的管理，严格执行地方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厅局长易地交流任职制度，推动政法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交流锻炼等。

否则，不仅容易导致党政、党企等关系紧张，还会出现以党规取代或架空国法的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是考量党法关系的最佳理论框架,深刻揭示了党法关系的基本原理。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指出，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中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的成员，即立法机关成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7条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讨论决定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应当再审。

实行这种模式的政理和法理考量主要有：一是坚持党对极端重要工作的绝对领导。党政机构融合在推进法治建设上的最大优势在于，将党政机关之间原有的外部领导关系变成了内部领导或共同管理的关系，缩短了从党的决策到政的执行的运行链条，有利于减少运行过程中信息损失、能量损耗、权力梗阻，减少党的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沟通、传输、监督成本，从而最终提高法治工作效率。

第二，建立健全立规立法联动机制。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是最为重要的公权力。

立法、执法、监察、司法人员全程亲历法案或案件办理全过程，比其他人员更拥有信息优势。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对法治建设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我国法律解释的一项基本要求是，要以党和国家政策为指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势。尽管现代政党通常都有章程、纪律等党规，但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治语境下，党规与国法关系的考量视角、提问形式、讨论方式会有明显差异。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更注重制订方针政策，执政党的领导主要表现为方针政策的领导。

四是跨域设置型，即党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或秘书组设在政府部门，由政府部门行使其综合协调职能。党章和宪法关于党员和公民的权利义务规定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公民不能违反的法律底线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底线，降低了对党员要求，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处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不良后果。因此，基层党组织在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做好法治工作上发挥重要作用。

政党事先要确立一个可以被称为政纲的东西，要求每个争取担任重要官职的候选人正式接受这个政纲，在当选后以这个政纲为行动指南。党的组织领导主要体现为党管法治机关领导干部，这是以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为正当性理据的。

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谁执规、谁宣规和谁执法、谁普法相统一，推动党规宣传机制和国法普及机制相对接，让党员干部更好遵规守法。国家机关拥有精通法律政策、法治工作经验丰富的法治专门队伍，能对法律业务问题作出专业化判断。例如，在公职人员的选任过程中，党组织的考察、提名程序与国家机关的选举、任命程序前后相连。

从中外法治实践来看，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外部领导、内部执政、党政机构融合三种模式，体现了执政党从外部到内部、从间接到直接、从分到合主导国家法治建设的政治格局。在这两类程序中，党组织工作程序在前，往往具有实质性、决定性意义。

党规在领导干部任职条件、晋升年限等方面的规定，应注意同国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不能作出冲突性规定。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党中央领导下推进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持续不断地向大众普及现代法治精神、观念、知识，乃是一场开展法治启蒙、培育法治共识、构建法治认同的法治新文化运动。

法律更具有普遍性、明晰性、稳定性，更适合于调整相对稳定、相对成熟的社会关系。由于政法机关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都扮演重要角色，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党委政法委对政法机关工作的归口领导也是党对法治工作领导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法治队伍开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等活动，乃是一场构筑政治共识、凝聚法治合力的思想改造运动。只有党规和国法在制度上无缝对接，才能编织起一张全方位制约和监督公权力的天罗地网。由于总体上遵循了宏观领导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的党的组织法规在普遍强化党组织领导权的同时，避免了同国法赋权规定相重合。与党组不同，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是管党务，而不管业务。

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是党规严于国法。从世界政党法治看，党规严于国法是普遍通行原则。

中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十分紧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构成了党法关系的基础性原理。政策更具有宏观性、指导性、灵活性，能及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此外，党的政策在法律适用上可以补充现行法律之不足。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